城市设计项目因方案创作的程序、所遵循的范式以及产品的不同可以分成多种类型。根据创作程序来划分，共有四种类型——总体城市设计(total　urban design)、局部城市设计(all-of-a-piece　urban design)、渐进式城市设计(piece-by-piece　urban design)以及插入式城市设计(plug-in　urban design)；若根据所遵循的范式，则可分为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三种类型还可以细分成更多的类型；根据产品的类型，还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新城镇、城市区域与基础设施因素。因此，产生了36种最基本的城市设计项目类型——当然每种类型还有许多的变体。

    在按创作程序划分的四种项目类型中，设计师无论作为个人还是团队，对产品创作过程的控制程度分别是：(1)在总体城市设计项目中，设计师是开发团队的成员，由开发团队从头至尾执行规划；(2)在局部城市设计项目中，城市设计师制定总体规划并设立一定参数，开发者根据这些参数在整个项目的组成部分中开展工作；(3)在渐进式城市设计项目中，在城市的一个地域或一个城区里实施综合性政策及程序，以便掌握和控制发展的具体方向；(4)在插入式城市设计项目中，设计的目标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样后续的开发就可以“插入”进去，或者是在现有的都市肌理中插入新的基础设施，在后一种情况下，设计的目的是改善当地的环境氛围和／或为进一步的城市开发打下基础。

    城市设计产品的类型可以有很多种分类方法，但要一种详尽且种类不重叠的分类体系是不可能的。较为简单的是分为三种类型：(1)新城镇(2)各种类型的新城市地域，包括新建及重建的；(3)基础设施元素。除此以外还可能存在第4种类别——为城市增光添彩的单体建筑，如钟塔、纪念碑、艺术品等。

    范式是可以作为典范的好的实例。20世纪盛行的主要范式是“城市美化”，在堪培拉城市设计竞赛(1911)中，几乎所有的入围者提交的都是“城市美化”式的方案。同时，经验主义(现实主义)及理性主义(理想主义)开始发展。“花园城市”及邻里社区体现了前者，而托尼•加尼尔的“工业城”(Cite Industrielle)(约在1910年)及勒•柯布西耶与包豪斯的通用城市设计模型是后者的代表。而他们又为具有新理性主义与新经验主义特点的后现代主义所代替。20世纪这两种思潮之间一直维持着紧张的关系(Ellin，1999)。

    2、人工环境功能的模型

    从概念上看，人工环境的功能千百年来没有任何改变，所改变的是它的使用者、政策决策者以及设计者认为重要的东西。公共领域的同样一种模式，无论是环境，抑或是实物，必定对不同的人群产生不同的作用。人工环境组成部分的主

    要功能之一是金融投资，所有的设计者都知道这一点，但在建筑理论上很少直白地将其作为建筑的功能进行阐述。

    关于人类需要，曾有许多模型，由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的模型最具权威性。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要，从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到最抽象的(审美)需要有一个层级体系。这些需要使得人们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行为，使得人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

    图2是马斯洛关于人类对人工环境的功能需要的层级模型。该模型表明，人类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机制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秩序范畴内才能感知。在城市设计中，社会秩序的两个极端是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对于前者，决策权集中在个人或派系集团手中；对于后者，决策则更加多样化且最终取决于相关人群的意愿。

    图2还显示满足多种需要的机制(或人工环境的模式)是相互关联的。根据马斯洛的说法，人类的基本需要是生理需要，最基本的需要是生存需要，也就是说环境必须为人类提供遮蔽场所，还必须保护生命不受到伤害。有些意外事故如地震，虽是自然现象，但是人类却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对这些事故的认知会极大地影响到我们对于人工环境的需求。

    一旦基本的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人们便会转而寻求生理和心理上的安全感。前者在很大程度上与生存的需要相关。现在，汽车的安全问题已成了城市设计考虑的重要因素。人们心理的安全感包括私密度以及对所处社会环境的掌控。人们对以个人或集体方式所参与的各种活动都有保留隐私的愿望，而且大多很微妙，并与人的性格有关。城市设计师所关注的公共领域的活动更是如此。在公共场合所发生的活动及参与其间的人群则依赖于他们所属于的文化环境。

    从图2可以看出，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生理机制与安全感的获取密切相关，是城市设计的基本考虑。人们为了生存及其进一步的社会发展而进行特定的活动。人工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们社会地位的表征。当前，城市设计中有一个争论，即应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形象，还是全球经济背景下的所谓国际形象。

    马斯洛的基本需要体系的最高层级是实现自我。对此层级需要的设计意图虽不甚明了，但是，认知及审美则更容易理解。我们必须学会生存并在生活中不断进步，因此学习贯穿于满足所有的基本需要的过程中。审美需要与环境的象征意义

    有关，因为他们意味着地位与志向，对于某些人，还与对设计师的逻辑理解有关。例如对解构主义的本质的理解，观察到解构主义在建筑与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对于一些人来说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重要的是自身的感受，而不是创作背后的逻辑性。

    不只人类有需要，包括其他物种的生物世界也有其需要。植物及动物对于健康的世界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通常是机器统治着世界。加拿大建筑师Kyoto　Izumi画了一张图，把满足人类动机的问题为主的环境(人类因素)与以满足机器需要为主的环境(非人类因素)区分开来。

    必须指出的是，机器是为人类服务的。图中的表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总是在满足一些需要时不得不牺牲其他的需要。本文主要涉及非人类的因素部分。

    3、问题

    当前城市设计中主要有两类问题。第一类是实质性问题，第二类是程序性问题。

    对于城市设计师来说，实质性问题是那些与人工环境的设计形式有关的问题。本文主要讨论其中的两个问题。(1)可持续性，及(2)形象。

    3．1 可持续性与适居性

    所有的城市设计项目都改变了其所在地域环境的性质，这些项目建设的出发点毫无疑问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批评家认为其中的许多变化对地球上的生命是有害的。由于世界人口的增长，对于环境退化的忧虑也增多了。更直接点说，城市正遭受高度污染，许多河流污秽不堪，而且不可再生能源正不断衰竭。对人类废弃物、汽车及工业污染的处理已经成为城市规划者们及公共政策决策者们讨论的首要问题。其他环境问题则被认为是次要的。

    维持地球生物多样性非常必要的大量土地已经被占用并盖起建筑物。本文所论及的所有项目都会使地球表面变硬，柏林的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在其新建筑物上甚至出现了带草的屋顶。有些如巴特里公园(Battery　Park　City)的开发需要很大的填埋场。在建设新城区时，私人的或公共的项目甚至建在敏感的地区，如湿地。

    在进行城市设计时考虑气候的因素非常必要，这样可以降低能源成本，还可以使城市更加舒适。人们对于热带城市、温带城市及寒带城市设计的差异已经有着充分的认识，但是这些原则的应用(除了较为极端的气候情况外)不得不与人们的审美、人口的膨胀导致的土地价格因素等相竞争。

    同等重要的是利用自然的力量来整治环境。探索如何利用人工环境使风带走城市中的污染物，如何利用植被使热带地区的城市更荫凉和降低热岛效应，如何回收和利用废弃物等的原理都是城市设计师们将来要考量的。这将产生各种不同类型的城市，既非现代主义亦非新城市主义。

    有一些尝试性的例子：加利弗尼亚的戴维斯市有几处邻里社区采用了生态设计的手法。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奥运村揭示了如何在在典型的郊区进行开发，尽管这里的人口密度非常高。悉尼奥运会会址的整体设计在“绿色”环境建造方面

    是一次勇敢的尝试。在波茨坦广场项目中为降低能源成本所做的努力表明在密集的城市环境中还有很多方面可以改进。肯•杨(Ken　Yeang)正在研究热带城市的城市设计问题，而包括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学者在内的很多人正在关注着北极的城市。建筑师们也正在把目光投向他们自己的城市并在不断思索怎样才能使城市的生态性更加突出。

    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只简单考虑场所的生物健康性的城市设计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及通过人工环境表达自己的方式会产生冲突。景观城市主义者会说只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新城市主义者会说我们必须有所取舍，但传统的形态模式长期以来运行良好；商品实用主义者说能卖出去的就是好的。他们认为这就是合理设计的唯一标准。无论何时，只要我们强调的是单个的变量，其结果都更趋于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3．2 形象与宜居性

    每个场所都在向关注或使用它的人传达着其些象征意义。人们因为某个地方在经历改变之后失去了他们所熟悉的特性而失落。这并不简单是“新事物的震撼”的结果，而是一种感觉，那就是正在进行的建设不合时宜，它未让人感觉到这里“属于我们”，用马斯洛的话来说就是没有给人以归属感。今天许多计划进行和／或正在进行的建设很少给予其环境以关注，无论是人文或自然环境，实体环境或社会环境，其目的是否出于对公众利益的考虑也是个疑问。昌迪加尔首府大厦具有自身的特点，但是，是否请柯比意设计几栋大楼，再把人们放入其中，便成了“昌迪加尔式建筑”？同样的事情是否也会在柏林或上海发生？我们将拭目以待。

    “场所感”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心理的一个是生理的。第一个，如图2所示，与人的方位感，或在较大的社会领域里的社会地位感有关；第二个与地域及地域文化的归属感有关。在城市设计中，第一个与建筑形式的形象以及它们所传达的意向——其附加价值有关，更重要的是与形成一个人生活方式的行为举止的环境有关第二个则与建筑形式的生态及文化的稳固性有关。许多人所表达的失落感与这两方面的变化有关。

     (1)尺度问题

    昌迪加尔的首府大厦虽有宽广的开敞空间作为高大建筑物的背景。但它并不是设计来让人住的。或许对于首府大厦来说，这种形式是好的，但是作为日常的生活环境来说呢？

    相对于分散的小尺度的环境，大尺度的环境具有较少的人均行为环境。设计者们使环境更加简单更易于设计，其结果是，我们得到的是一个非共享的环境。有些人喜欢宁静，但对于喜好热闹的人来说，这些地方让人觉得沉闷和疏远，对于儿童来说，失去了很多的独立行为与接受非正式教育的机会。

     (2)问题？

    大地产商与他们的客户都很少关心地方特色，他们只是想通过拥有豪华的居住和工作环境来获取尊重(或者只是为了炫耀)。为了寻求新的身份的认同感常常将自身的文化传统抛诸脑后，他们渴望树立新的形象，想从“过去的锁链”中挣脱，为达到这一目的，好的与坏的都一起扔掉了。

    在城市政府的支持下，国际开发商及建筑师们已经成功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建设。这些项目代表着全球经济下的建筑与城市设计的新形象。比如陆家嘴( 图 6 ) 和欧洲里尔 (Eurolille)，它们是用来观赏和拍摄的环境而非居住的环境。波茨坦广场在审美角度，显然也受到了全球经济的影响。公共空间提供了一个舒适、管理良好的环境，但一点也不节省能源。虽然如此，许多开发项目仍在努力减少能源消耗。

    这些建筑通常采用两种形式，要么大量使用玻璃、钢筋或昂贵的石材，要么通过不同手法融入圆柱及山形墙等古典建筑元素，有些建筑物兼有两者的特点。其他的则试图呈现“全球兼本地”特色——在选址或外观上兼有国际性以及本地特点(Lim，2002；2004)。这三种类型的各种建筑都实施得很好。然而，它们很少考虑当地的气候条件、建筑与街道的衔接和塑造城市空间的传统。不过，这些建筑确实引发当地人们的自豪感和进步感，这也是本文所讨论的许多规划方案的目标。自20世纪以来，摆脱传统是几乎所有鉴赏家的建筑理念的一部分。

    巴特里公园、巴黎广场(Pariser　Platz)及佩特诺斯特广场(Paternoster　Square)沿袭了后现代主义的新城市主义学派的特点。他们以人们的生活质量为重心，而不是仅仅把人们当作消费者。

    仅在亚太地区，就有成千上百个这样的大型城市设计项目正在进行中。不仅仅是陆家嘴，还有温哥华的协和太平洋广场、东京的彩虹城，伦敦的金丝雀码头也趋于峻工。柏林现在正在实施许多超大型的项目，波茨坦广场的开发就是其中之一。许多城市设计项目与全球市场及其审美需求所呼应，几乎全都打破了当地传统，全然不顾当地气候条件，可持续环境的塑造也还没有成为考虑，对形象的追求甚至会超越其经济能力。陆家嘴的空置率非常高，但其成本由政府来承担，而私人开发商们则无法在这样的资金周转问题中幸存。

    由“曼谷置业”开发的卫星城——“通城新都”，是一个计划容纳25万人的包括大片商业区的居住区项目(预计2010年人口将达到10万)。这个项目是要模仿香港设计的。由于1990年代末泰国经济崩溃，至今这里基本处于空置状态。

    形象及舒适性都是城市设计中必须考虑的事项。由珍•德•诺沃尔(Jean　de　Nouvel)设计的最近在柏林刚刚峻工的购物中心老佛爷百货(Galeries　Lafayette)与柏林并没多大关系。波茨坦广场表明全球化的建筑形象与全国性的公共空间是可以与当地先前的城市设计相融合的。

    4、结语

    全世界大的城市设计项目中，极少考虑到环境的可持续性设计方面的问题。建筑物中的舒适要通过用空调及供暖系统实现。人身安全的需要是人们关注的首要问题，单从全世界这许多的大门紧闭的社区就能看出来。许多人都很在乎建筑看起来是否现代。有时建筑师在几何的应用方面是大胆的，只使用几个变量。

    许多人喜欢表现得很时尚，特别是不太自信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成为全球审美与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也是很重要的。有名望的环境通常被认为是开阔而宽敞的环境。事实上并非如此。佩特诺斯特广场及巴特里公园的空间并不大，但他们都很著名，他们也适于行人，然而大尺度的设计如欧洲里尔却不是这样。

    当前存在多种设计理念。景观城市主义运动认为我们在进行设计之前应该挑选出生态因素；新城市主义者建议我们向传统学习——不是模仿，而是理解为什么它们会以那种形式存在。一个适于居住的环境在为不同人群提供需要方面是多维的，可问题是这样的环境在建筑设计方面不够大胆。

    我们在设计时应首要考虑行人(而不是机动车司机)、弱者、儿童及自然界，这在环境质量、文化形式与声望之间就有一个平衡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在设计一开始就在考虑到当地的气候而不是违背气候规律，那么我们就能创造出兼具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城市设计与建筑。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建院5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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