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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事旅游活动中的文化表达及其旅游影响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06-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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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人类学;仪式表演;东巴文化;文化表达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5)02-0134-07 节事旅游(节日事件旅游Festival & Special Event Tourism , 简称FSE 旅游) 指以一次性或定期举办的节日庆典为核心吸引力, 营销或提升目的地的特殊旅游活动形式。节日庆典活动往往积淀了丰厚的地方文化内涵, 并且具有很强的参与性、娱乐性, 因此, 事件活动的规划者常常试图创造一种节日或庆典的氛围, 以吸引更广泛的关注、更多的游客, 甚至是形成一种再造的“传统”。目前, 国内外一些重大的体育赛事和集贸活动往往具有节日化倾向, 节日庆典也已经成为国内外众多目的地的重要旅游促销手段之一。[1]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在挖掘地方文化资源、促进旅游开发的社会大形势下, 国内各地不仅恢复了很多传统节日, 还根据当地文化特点, 创造了一些新型的节日。但是, 即使是“传统”的节日, 在保存了传统主题、总体框价的同时, 其具体内容、表现形式、内涵意义等都已经与以往有所不同。地方政府、知识分子、民众以及旅游开发商均在这些活动中赋予了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诉求, 自然也就有着不同的阐释和表达。从文化的角度来说, 节事活动的这一转变过程也是节日及其历史传统得以重构、文化得以再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无疑将对节事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一定影响。 1996 年, 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2.3”地震曾经引起世人极大关注, 国内外的各种援助纷纷到来。丽江及时抓住了地震带来的新闻效应, 把“丽江”这一地名带入人们的视听中。至1999 年, 丽江的三年恢复重建工作业已取得明显成效, 完善了一大批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了旅游接待能力, 更以1997 年底丽江古城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名扬天下。与此同时, 丽江县的旅游业也开始“腾飞”。据当地旅游局统计, 1998 年, 丽江县国内外游客达到153 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达到91 07 亿元。此时, 如何巩固前期成果, 并在未来能有更大发展, 是丽江政府以及关心丽江的各界人士考虑的首要问题。利用丽江被列为’99昆明世博会分会场的大好时机, 举办一次国际性的活动, 向外界展示丽江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强大的经济发展潜力, 同时动员内部各级力量、各界人士共同致力于丽江新时期的发展, 对于丽江的意义不言自明。 本文以1999 年10 月16~20 日举办的’99 中国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以下简称“’99 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 为案例, 运用文化人类学和节事旅游研究的有关理论、观点, 尝试对节事活动中的文化表达及旅游影响进行分析解读。 一、总体策划:基于传统的创新 ’99 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由中共丽江地委、行署主办,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承办。具体筹划者则是丽江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领域的“精英”。艺术节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部分: 开幕式、闭幕式文艺表演, 系列学术研讨会, 文化艺术精品展和营造社会氛围的各种活动。 对于这次艺术节, 主办者当地政府有着明确的政治、经济、文化指向。《丽江日报》曾载文表述举办艺术节的目的: “全面展示东巴文化, 广泛开展国际东巴文化学术交流, 确立纳西文化学的国际地位展示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丽江精神, 推动丽江经济、社会、文化的繁荣和发展。通过举办艺术节提高丽江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挖掘和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加快丽江旅游支柱产业建设和发展; 树立丽江新形象, 促进丽江经济发展, 把丽江建设得更加美好。”[2] 也就是说, 对外以东巴文化为桥梁宣传丽江, 展示丽江的文化魅力和经济潜力吸引游客和投资者。对内则依托人们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认同, 振奋民心, 团结一致。总而言之凝聚并利用一切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力量, 促进丽江社会经济的发展。 作为纳西族的“文化精英”, 艺术节的具体策划者对这次活动的文化内涵、精神意义也有着一定的目标:“可以说这次艺术节不是一个简单的经贸洽谈会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事, 它要很好地回答民族发展进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如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及其与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 它是我们纳西族复兴民族精神的一部大作品。”当然, 举办一次耗资数百万的艺术节, 目标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文化方面。艺术节的主要筹划者表示, 艺术节就是期望把东巴文化这一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丽江经济、社会进步的物质财富。“我们的定位是: 全面展示东巴文化艺术精品, 深刻揭示纳西文化的精神, 扩大丽江知名度, 创造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3](P15) 在这样的目标下, 艺术节的主题被确定为“继承、发展、和谐、团结”。围绕这一主题, 艺术节的会徽、吉祥物、宣传画和主题歌等等都在浓浓的东巴文化色彩下表达了新时代纳西人的追求。会徽“地球蓝天东巴”是一个大大的象形文字“东巴”映衬于地球、蓝天、东巴经书和金黄色边框之下显示了正在走向世界的东巴文化的价值地位。吉祥物白鹤“合合”分立在主席台两侧, 展翅欲翔。“合合”的底座则是东巴经《创世纪》所载的居那若罗神山。在东巴文化中, 白鹤是爱神和友谊的使者。艺术节的宣传画“悬鱼古城”、“古城东巴”的构图、着色都带有浓郁的东巴画特色。曾经受到许多东巴文化研究者关注的《神路图》被扩大、张扬并“适当”修改, 成为一幅180 多米长、9 米宽的《世纪图》, 从狮子山上一直悬挂到开幕式体育馆会场大门。据说画卷的长度和宽度打破了吉尼斯记录。两座神门、七对阴阳柱矗立于会场和《世纪图》的两侧。开幕式会场的四周也都装点着东巴绘画。艺术节主题歌的歌词则直接选自东巴经《创世纪》。 在内容方面, 为期5 天的艺术节几乎囊括了丽江地区文化的方方面面, 展示了以东巴文化为主的纳西族文化艺术成就。东巴文化的“优秀性”、“丰富性”、“独特性”等特点被再次强调, 东巴文化的某些方面有了新的阐释, 被赋予了新的色彩。例如开幕式文艺表演《东巴魂》对东巴神话《创世纪》、《黑白战争》内容的新理解。昔日表述纳西先民开天辟地、辛勤劳动、崇尚爱情、热爱生活的神话故事, 在“生命的礼赞”、“神圣的创造”、“美丽的家园”三大主题场景下, 成为呼唤丽江各族人民共创美丽家园、奔向光辉未来的号角。新时代的纳西族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也充分利用了传统文化对人们的感召力量, 开幕式上的表演对纳西人心理、精神的震撼是巨大的, 以至于事隔两年, 2001 年笔者在丽江采访时, 很多人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参与活动的人更是非常激动。再如从《神路图》到《世纪图》的转化也是当地政府、学者的一个创新。《神路图》原本是东巴教中表达人世轮回、人与自然界之间神秘联系等观点的卷轴画, 在丧葬和超度亡灵仪式上使用。一般长约15 米, 宽约30 厘米, 分为“地界、人间、天界”三部分, 画有360 多种人、神、鬼及70 余种奇禽异兽。从绘画技法上看, 它构思宏大、场面壮观、着色讲究, 代表了纳西族古代绘画艺术的成就。在“淡化宗教, 突出文化”的指导思想下, 开幕式时“地界”部分被卷起, 《神路图》顶端的全神坐像也被一轮明亮鲜红、金光闪耀的“太阳”掩饰了。当然, 从《神路图》到《世纪图》的名称改变也说明了同样问题。翁乃群还对开幕式上的七对阴阳柱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被创制出来做了详细分析。[4] 为了展示丽江地区的文化资源, 并将它们推向市场, 艺术节还通过各种展演活动进行了高雅文化大众化、民间文化舞台化的尝试。艺术节的展演活动包括文化艺术精品展和民族民间乐舞两大部分。其中文化艺术精品展包括东巴文化展、美术工艺展、丽江风情摄影展、茶马古道文化展, 以及永宁、白地和俄亚民俗风情展等等。艺术节的民族民间乐舞则包括篝火晚会、百名老艺人同台演奏纳西古乐、200 多名民间艺人分期分批表演民族民间歌舞、百位老东巴同台展演东巴舞蹈艺术以及丽江旅昆老艺人的精彩节目等等。这些艺术展演不仅显示了丽江文化的市场开发潜力,也为艺术节营造了极好的文化、社会氛围。 从媒介事件理论来看,可以把通过云南卫视向世界转播的艺术节开幕式和各种艺术展演活动看作是一类特殊的媒介事件(media-event), 它们融历史和新闻于一体,集纪念活动与良好祝愿于一身,把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了大众化的展示。[5] 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看,艺术展演的观众就是受众(audience),而这些展演满足了受众追求“愉悦”(pleasure)以及“爽”(jouissance)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观众的主动参与性(activeness),暗合了西方受众研究的新近传统。[6] 从历史来看, 作为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 纳西民族的节庆习俗也经历了诸多变化, 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见表1)。[7](P139 -140) 艺术节的策划, 可以说在继承东巴节庆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 通过创新, 延续了东巴文化传统的非间断性,[8]( P514 -523) “反映了中国80 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互动、民间传统与官方政策的互动”。在更高的层次上,这种创新,还实现了“由高层精英文化代表的大传统, 和基层大众文化代表的小传统之间”的一种“历史性的关联”。[9](P479)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提出“传统的创造”(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一词, 认为许多今天所谓的“传统”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被人为创造、制定或自然形成的, “传统”并非是万古不变或先民千年遵从的。[10]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也提出“文化再生产”理论说明社会文化的动态发展过程。一方面,文化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维持自身平衡, 使社会得以延续。另一方面, 被再生产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体系, 而是在既定时空之内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化以再生产的方式不断演进, 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按照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创造”与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 ’99 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也可以说在东巴文化传统的基础上, 通过对若干重要因素的舞台化的再现, 在新世纪、新形势下发扬了纳西族的旧传统、创造了东巴文化的新传统。 二、仪式表演: 舞台化的真实 仪式是任何节事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即使已经成为商业化运作经典的奥运会也不例外。奥运会在“仪式层面”“唤起比赛与古老传统的延续。它给参与者分配仪式角色开幕式、闭幕式和颁奖仪式从而把比赛从平日的不公不幸的平凡惯例中解放出来”。[5] ’99 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中的仪式表演主要有四方面: 开幕式的《东巴魂》表演、祭署仪式、祭风仪式和祭天仪式。 开幕式《东巴魂》的文艺演出是艺术节的重头戏, 从会场的布置到演出的节目, 无一不展示东巴文化的博大精深、灿烂辉煌。 从两省七县邀请来的近百名东巴, 穿戴法服盛装, 被安排在主席台左侧的看台上。整个艺术节期间, 他们被看作纳西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者, 受到极高的礼遇。其中近60 位东巴还接受了东巴文化传习院的聘书, 被聘请为东巴老师。在铺展《世纪图》长卷的山坡上, 分散着装扮成神话中各种野兽的众多演员, 他们是丽江各大、中、小学的学生。随着舞台上情节的进展, 他们从山上冲下来, 进入广场参加演出。正对主席台的体育场内、狮子山上, 还有数千名举着彩色纸翻版的演员。翻版上用东巴文写着东巴经书中的内容和用汉字写着各种宣传语句, 他们也随着舞台上的演出, 连续不断地翻动画板, 构成东巴象形文的巨幅背景画面和用汉文表达的口号。 《东巴魂》参与演员近8 000 人, 其场面足以用“恢弘”、“壮观”来形容。新时代的纳西人把东巴神话中的人类蛋生说、洪水神话、黑白战争等故事经过改编搬上舞台, 用现代人的思维把历史与现在、理想与现实相结合, 讲述了纳西先民从诞生、与自然和谐相处、辛勤劳作创造幸福生活, 到战胜自然灾害、与兄弟民族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的历史画面。在古老的东巴唱腔和浑厚深沉的纳西民歌的伴奏下, 在演员轻柔而热烈的舞蹈中, 纳西先民对生命的礼赞、对自然的崇尚、对团结协作的重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得到完美展现。 10 月16 日上午, 在丽江著名的景点黑龙潭畔和不远处的东巴文化博物馆还分别举行了祭署仪式和祭风仪式。祭风是东巴教祭祀非正常死亡亡灵的仪式, 主要用于祭祀殉情的纳西族男女青年。清初“改土归流”以后, 进入丽江地区的汉族礼教文化与当地传统的婚恋观念产生很大冲突。一些纳西族男女青年选择共赴“玉龙第三国”的方法解决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一些学者、作家的关注下, “殉情”一度成为讨论的焦点, 无疑也增加了东巴文化的神秘色彩。祭署则是纳西族祭祀自然神、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愿望的仪式。20 世纪90 年代, 人与自然的关系曾经是社会, 乃至学术界极为关注的话题两天以后, 在丽江城北的旅游景点玉水寨, 举行了纳西族最大的节日仪式—“祭天”仪式。祭天仪式是纳西人表达对祖先的敬仰、追述纳西人历史渊源的活动。参加三大仪式的有来自不同省区的东巴近百人, 东巴文化研究所、博物馆、传习所等单位研究和表演人员共400 人左右, 场面不可谓不壮大纵观这四个仪式表演, 都与东巴文化传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表达了“生命, 创造, 尊严, 家园”辐射出来的庄严光芒。从旅游真实性(authenticity) 的理论来看, 这些仪式表演把东巴文化往日的“不同世界”带入仪式表演现场及艺术节这样一个现代的“同一时空”。同时, 这些表演也“是一种象征性的将世界赋予意义的实践”, 从而完成了艺术节“意义的生产和消费”, 是一种对古老的东巴文化的现代“表现(representation) ”。[11]( P286) 在本质上来看, 这些仪式所展现的是一种舞台化的真实(staged authenticity) , 但表演本身作为“实存的真实性”(existential authenticity) , 仍然是艺术节本身作为旅游吸引(tourist attraction) 的一个替代性资源。[12](P349 -370) 仪式表演作为对东巴文化的“仿像与模拟(simulacrum and simu2 lation) ”, “不再是对一个地域的模拟, 不再是对某种指涉物或本质的模拟, 它是没有原本或现实的一个现实物之模型的产物: 亦即超现实”(Mark Poster , Jean Baudrillard 1988) 。正是这种“超现实”的、对东巴文化“再现”式的表演, 使观众极大地感受到东巴文化的巨大冲击, 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节事的表演仪式不过是节事为了力图表达自身所依据的文化传统而寻找到的一个活化载体(activated carrier) 而已。从文化工业的角度来看, 这些仪式表演是一个“新现实”的文化产品。 三、学术研讨: 提升文化品位 对于旅游产品的开发来说, 挖掘相关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是提高文化品位的基本依据, 节事旅游活动也不例外。[13] 艺术节期间举行了国际东巴文化学术研讨会、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学术研讨会、国际电视音乐作品展示研讨会等三场学术研讨会, 在一定意义上提升了艺术节的文化品位。其中国际东巴文化学术研讨会是艺术节的重头戏。来自10 多个国家以及台湾、香港内地20 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专家、学者258 人参与了热情洋溢的东巴文化研究学术交流。为期3 天的研讨会上, 有70 多位代表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 9 位代表作大会交流, 提交论文120 多篇。[14] (P1-2)
根据国际东巴文化研讨会《论文提要》的介绍, 研讨会分为7 个小组进行了学术研讨与交流(见表2) , 研究领域涉及: 东巴文化本身的新探索; 东巴文化与汉、藏、傈僳、普米文化、敦煌古文化、甲骨文、印度古文化的比较研究; 纳西族地区经济、文化、生态、旅游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问题; 满、藏、羌、瑶等民族和国外文化的研究。从提交的论文可以看出, 学者们涉及的内容已经十分广泛, 研究群体相关的学科也相当复杂。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旅游业在丽江刚刚起步, 但是相关研究则已经有8 篇, 占总数的7%。从质量上来看, 研讨会交流的学术成果大多以多年的扎实研究为基础, 达到了一定的学术高度。总的来看, 研讨会“全面检阅了自19 世纪60 年代以来渐成大观的国际纳西文化艺术研究成就, 尤其是集中展示了世纪之交的最新动态、最新成果”。[14] (P1-2) 国际东巴文化研讨会既为东巴文化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平台, 也为东巴文化的进一步展示提供了基础。研讨会上提出的今后工作方向, 包括了东巴文化研究资源的共享, 东巴文化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 东巴文化的传承、普及、开发, 以及正式成立国际纳西学学会等内容, 充分表明了今后东巴文化工作的目标指向。在一次私人谈话中, 一位艺术节的主要筹划者还表示, 希望通过艺术节的举办确立以东巴文化为主的纳西文化学的国际影响, 扭转东巴文化研究中一直外国人占主导地位, 如同敦煌学那样的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 从艺术节本身的策划来说, 研讨会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项目, 其目的在于赋予艺术节以文化与学术的因子, 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艺术节很浓的商品化氛围。值得注意的是, “进行开发性研究, 把东巴文化工艺精品推向市场”被列为推动东巴文化进一步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表明了组织者面向市场的策略, 也蕴含着文化发展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前提条件。 品位要解决的是高低雅俗的问题, 标明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艺术节由于国际东巴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而极大的提升了自身的文化品位。 四、系列节事: 后续效应的持续利用 任何节事旅游活动的举办者都试图处理好举办一次节事活动所产生的短时效应与目的地旅游长期发展要求的矛盾。在这里,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利用 “节事的强大号召力(Appealingness) ”及其“在短时期内为节事目的地的口碑所带来的‘爆发性’提升”。[15] ’99 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举办后, 丽江进行了一些东巴文化展示的硬件建设, 包括东巴万神园、东巴碑林等的规划建设。艺术节后不久, 为了能够 以较恒久的形式展示、传播东巴文化艺术”,[16]在丽江县城北方, 一座意在展示东巴文化博大内涵的园林—“东巴万神园”开工兴建了。万神园也制作了一幅巨大的《神路图》, 艺术节上的许多装饰也被搬到这里。此外, 东巴经书中的几百个神灵也以木雕的形式被再现出来。千百年来一直存在于人们头脑里、意识中的神从此有了实在的形态, 并展示给游客。
1999 年以后, 丽江政府开始动员号召对以东巴文化为主的纳西文化建设进行研究。2001 年9 月, 在纳西族学者郭大烈主持下,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完成了《丽江建设民族文化强县理性思考》。这一课题拟订了一个系列节事旅游活动方案(见表3) 。在这个方案中, 准备每年10 月举办一次东巴文化艺术节, 小型的年年展示, 大型的3 年一次, 使之成为代表东巴文化自身特点的、丽江人民自己的一个节日。这个课题组还提出了丽江第一批重点发展的3 类、13 个文化乡镇, 从打造旅游目的地品牌(Branding Tourism Destination) 的角度丰富和完善节事旅游活动的内涵。[17](P151 -295) 1996 年地震使丽江旅游业经受了巨大的挑战。但是, 随之而来的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 年全国特大洪涝灾害虽然造成昆明、桂林等著名旅游目的地海外游客量大幅度下降, 对丽江国际旅游业的影响却不甚明显。1999 年, 作为’99 昆明世博会分会场, 以及包括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在内的诸多精彩节目而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游客,丽江的声誉更加卓著。’99 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以来, 借鉴艺术节的成功经验, 丽江每年都推出一些重大的节事活动(见表4) :
2000~2002 年的“五一”期间, 丽江每一年都举办了以“东巴文化”命名的旅游节。第一届国际东巴文化旅游节的开幕式上, 来自昆明的演员表演了题为“东巴神韵”的大型现代歌舞。表演场地则是在玉龙雪山下一个命名为“东巴王朝”的多功能餐厅前的广场上。旅游节期间, 还举行了“东巴文化与丽江旅游学术研讨会”, 实际上讨论的是丽江旅游, 而不仅限于东巴文化与旅游的关系。第二届、第三届国际东巴文化旅游节, 则从旅游线路到活动项目的安排, 都与东巴文化的关联很少。系列节事旅游活动的举办, 不仅成功地扩大了丽江的影响、塑造了丽江旅游的鲜明形象, 而且使丽江在克服诸多不利因素对旅游的负面影响方面走到了省会昆明的前面。例如, 虽然举办了2000 中国昆明国际旅游节, 昆明并没有成功遏制由于’99 世博会之后海外游客的巨大增长后而出现的滞后回落情况。但是同样的情况并没有在丽江出现, 其原因不能不说与’99 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的后续效应及此后的一系列活动有关。1996~2002 年, 丽江接待海外游客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数, 也高于昆明的速度(见表5) 。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分析表明: ’99 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以基于传统的创新进行了总体策划, 在仪式表演上再现了东巴文化舞台化的真实, 而相关的学术研讨则提升了艺术节的文化品位。艺术节后, 通过系列节事活动的举办, 放大和持续发挥了这一节事活动的后续效应。而这一切必然对东巴文化和丽江旅游发展产生一定影响。100 多年的东巴文化研究充分展示了东巴文化的文化价值、艺术成就。东巴文化被标识为“传统”、“优秀”、“独特”、“神秘”等特征。特别是20 世纪80 年代以后, 以纳西族学者为主的国内研究中, 东巴文化的这些特征被一再强化, 并有所发展。而’99 中国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可以说是对东巴文化的一次最大展示、发展活动。东巴文化的思想内涵、艺术特征等都得到提炼、发挥, 具有了新的时代特质, 甚至艺术节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因子。但是, 文化与它的主体人,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只有被内化、吸收, 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才是有生命力的、真实的文化。对节事旅游活动深有研究的盖茨也曾经指出当地人对节事活动的认同、态度, 以及被发明出来的节日事件与文化主体的关系是衡量节事活动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节事对于社区及参与者是否有文化意义, 或者只是用于出售的商品? 东道主和表演者是否认为节事对他们的生活有着重要意义, 或者只是冷漠地加入到对游客的掠夺中? 一段时间之后, 人们是否会认为被发明出来的节事是他们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因此, 这些被提升、创造出来的内容能否消融、整合为新时代的纳西文化, 还将取决于纳西人对它们的态度和实际行动。 从旅游开发的角度来说, 本次艺术节的举办更是对以东巴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丽江文化的一次大规模宣传、利用。丽江旅游业的飞速发展可以通过一些数字了解: 1985~2002 年18 年间, 丽江共接待游客1 722 万多人次, 其中国内游客1 651 万人次、海外游客71 万多人次, 年均接待游客增长速度为28 %。1995~2002 年9 年间, 丽江旅游综合总收入841 89 亿元, 其中外汇收入11 64 多亿美元, 旅游综合收入年均增长速度48 %。丽江旅游的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的。而以东巴文化艺术节为主的一系列节事活动对丽江旅游业的推动作用也是无法否认的。 在发展地方经济到丰富社区生活、建立群体认同、增强文化自豪等方面, 东巴文化的旅游开发也对东巴文化的保护和纳西民族地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99 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可以说在新时代赋予“文化搭台、旅游唱戏”, 或称“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新的含义, 作出了新的注释。其含义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而这些注释当然也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 如果说, 北大百年校庆这样一个“文化生产事件”具有和国家对话、体现国家形象和意志这样的国家意义,[18](P152 -187) 那么, ’99 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也应该具有与纳西先民对话、展示东巴文化魅力、创造丽江发展形象这样的地方意义。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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